慣性奔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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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一季《朗讀者》開始的時候，我焦慮得不得了，因為第一季反響太好了，盛名之下，你還能怎麽去做第二季？第二季的開篇，也遇到了不少的困難，不光是經費的問題，很多別的困難。但我覺得還是咬牙要做。
為什麽一定要克服所有的困難去做這件事情呢？
因為有很多人在等，很多人會問，怎麽沒了？可能是我自作多情，我就覺得在中央廣播電視總臺這個平臺上，或者在今天的中國電視這個行業里邊，還是應該有《朗讀者》第二季的出現。它應該繼續往前走，讓喜歡它的人看到。
和其他節目比起來，《朗讀者》的意義在於能夠「見人」，我覺得所有的藝術創作里面，最觸動人心的就是人，沒有什麽比這個更寶貴了。人的精神、人的品質，還有人的遭遇，這是我能夠傾註我所有心血去做的。
我對內容有一種別人不太能理解的狂熱，比如說我們的嘉賓采訪大約是兩個小時，兩個小時意味著聽打稿可能有兩萬字左右，甚至三萬字。我要把那三萬字的稿子反復看幾遍，因為劃稿子的時候已經和錄製隔去很長的時間了，然後你還要再回憶當時的狀態，他的語速，你要進入到他講話的一個語境當中，要想象他好像還在你的對面，然後根據那個語境開始劃稿，把兩萬字劃成兩千字。我有很強烈的完美主義，接近強迫癥的邊緣吧，每一個字都是我一個一個劃出來的，多一個字少一個字都會覺得不舒服。
做後期就是在機房里一宿一宿地熬，你知道電視是一幀一幀畫面做出來的，那個畫面永遠有修改的余地，一坐十幾個小時可能就坐過去了。
你問我有沒有發過脾氣，我記得有一次把一個導演訓哭了。我們有一個嘉賓丘成桐，目前世界上最好的數學家，數學獎的大滿貫，像菲爾茲獎、克拉福德獎，這些都是所謂數學界的諾貝爾獎。他曾經是哈佛大學數學系的系主任，到現在依然活躍在世界的數學領域。我覺得這樣的嘉賓能夠請來很不容易，來了以後，他朗讀《歸去來辭》，大屏幕上用豎版把讀本打出來，跟隨他的朗讀，一行一行字出現，但那個字幕和朗讀的速度永遠對不上，一遍、兩遍、三遍，那個數學家很耐心，一遍讀、兩遍讀、三遍讀。
整個結束之後，我記得我當時特別憤怒。我就說太不專業了，怎麽可以這樣去浪費大家的時間，我說你知道丘成桐對世界意味著什麽，如果你沒有敬畏心，我說你不配做這個節目組的導演，他的時間是以分秒來計算的，因為我們耽誤了他很多時間，他的一個小時、兩個小時、三個小時，那也許就是人類的一大步，對嗎？
當時發完脾氣過後我也會有點內疚，別人就慢慢變得有點害怕你了。我可能太以專業性為目的，這個可能會讓我不經意傷害到不少原本很喜歡我的那些人。
我們最後一場錄製是在今年的6月9號，錄完最後一個嘉賓，時針已經指向了6月10號的淩晨兩點了。大家就稍微慶祝一下，在現場開了一瓶香檳，然後切蛋糕、拍照，很多工種就散了。
最後二十幾位核心導演留下來，就在舞臺上，我說每個人都說幾句話吧，平時都是你們在聽我說，現在我也很想聽你們說。到了告別的時候，我才知道原來每個人身上都有故事，有人說著說著就哭。我們這一年多的時間，團隊里有人離婚了，有人大病，有家人生病，有自己在寫論文、答辯，大家都是焦頭爛額的過程。
這些他們平時都不敢跟我講，我才知道自己實在不是鄰家大姐姐的那種領導風格。我也覺得很內疚，原來可能覺得這人沒有投入足夠的精力，做得不夠好。因為我不允許自己這樣，所以讓他們什麽都不敢跟我講。我就覺得有點愧疚吧，畢竟團隊大家也都很努力。但是我依然覺得，走完這個過程，最終的收獲是他自己，不管這個過程當中你是表揚他也好，責備他也好，成長是最重要的。
《朗讀者》對我自己也是一樣的，最大的收獲就是你發現你還有成長的可能。哎，你做得可以了，你已經做到頂了，我大概在好多年前就聽到這個話，其實每個人依然有成長的可能，這個成長不只是在專業領域，還有很多別的方面。
《朗讀者》請過一位嘉賓吳孟超，是中國著名的肝臟外科醫生，他讀的是張曉風的那篇《念你們的名字》，寫給醫學院的學生的。「你需要學多少東西才能免於自己的無知……你要怎樣自省才能在千萬個病人之後免於職業性的冷靜和無情。」其實任何職業都要提防「職業性的冷靜和無情」。
我在2012年的時候，就遇到了這種所謂的「職業性的冷靜」。那段時間蠻痛苦的，就是所有交到你手上的節目，你覺得都是一樣的。那些娛樂節目——我不知道這樣說好不好——現在有時候看那些節目，依然會覺得那只是在做無謂的消耗。那時候我還遠遠不知道未來有《朗讀者》的出現，但是我已經知道有些節目我不想再做了，不想再那樣重復。
我在中央臺安身立命十六年，最驕傲的一點是我百分之百地投入，但2012年我發現我做不到了，你會覺得特別痛苦。而且這種東西出現的時候只有你自己知道，別人看不出來。因為你的職業表達是很容易遮蓋掉一些東西的，但是慢慢久了別人會知道，而且久了你會退步的。
我決定自己按一下暫停。
我從2013年的下半年開始申請美國的學校，到2014年主持完春晚，這中間有七八個月的時間，所有的細節都在準備當中，在幾個學校之間反復地選。當時晚上整宿睡不著，特別地恐懼，沒有安全感。因為你已經決定了，但是沒有人知道你決定了，你也不知道你的決定會帶來什麽。
我當時其實已經做好了最壞的打算，就是回來沒有我的位置了，因為這個行業的競爭也很激烈，而且我花了將近二十年才走到這一步，只有我知道我為它付出了多少，不是那麽輕而易舉的。曾經在我心里，只有工作是最重要的，我可以為了它什麽都不要。我不考慮結婚，也不考慮生孩子，從來沒有把任何事情看得比這件事情還要重要。
當時我父母堅決反對（出國），他們的理由是你四十歲了，留學是二十歲時候做的事情。我說我二十歲的時候，沒有這樣一個機會，我覺得我缺失。很多人說，你在國內學學不行嗎？你停下來，你去報個什麽班。我知道那停不下來的，只要你還在北京，在國內，就會有工作給你派下來，你沒法說完全徹底地停下來。
後來就去了南加州大學。
我盡量地不去想在國內的事情，給自己多安排點課程。不上課的日子，就漫無目的地在學校里溜達，覺得陽光好得刺眼。
在國外讀書的日子，其實就是克服那種恐懼感的過程，讓自己真正地平靜下來。那時我連微信都沒有，只偶爾地看手機新聞報，iPad只有兩個界面，一個是英漢辭典，還有一個是菜譜，因為我要自己做飯。我讓自己的每一天都非常規律，不管是在學校有人認識你還是沒人認識你，都讓自己覺得是一件平常的事情。不管在課堂上能提問還是不能提問，聽懂了還是沒有聽懂，都讓自己不要焦慮。
這個過程，你不能說像重生，它像在打磨你的心靈。慢慢地，真的就切換到了非工作模式，一天、兩天，半年、一年，你就不會想著我要去工作。打個不恰當的比方，就是你離開了一個你很愛的人，時間讓你慢慢不那麽想他了，不是說不愛了，也不是說遺忘了，只是不那麽想了。你每天有更多的時間想別的事情。
打破平靜的是哈文的一個電話。2015年春節前，她給我打電話，說讓我主持春晚，我覺得不太可能，當時已經有整整一年沒有化妝，沒有穿高跟鞋，也根本不考慮穿哪條裙子還是哪條褲子的問題，我不在那個狀態了，不知道還能不能以很好的狀態回到舞臺上。
所以我就拒絕了，後來她又追了兩個電話回來。你知道那個時候在那麽遙遠的地方，組織上對你這麽信任，說你一年沒有站在這個臺上了，依然邀請你回來參加最重要的這個節目，你的心里還是會有很大的安慰和滿足，覺得好像大家還很惦記你啊，於是就回來了。
那年主持春晚感覺很神奇，覺得很開心，就像是久別重逢。你發現有些東西是在你的血液里的，就像你學會騎自行車，你可能十年不騎，你還是會騎。你掌握了某種語言，可能你很久不說它，你還是會說，就是這種感覺。
我當時還有一種感覺，如果再有人來找我做節目，我一定做一些我真的想做的節目，而不再只是簡單地重復過去了。所以才有了後來的《挑戰不可能》《中國詩詞大會》，還有《朗讀者》。
在主持了十三年春晚之後，2018年沒有主持春晚，其實挺意外的。
除了意外，就是有些舍不得，好像還沒有做好充分的心理準備離開這個舞臺。之前也聽到了一些傳聞，因為按照我們的經驗，到一定的時候就應該會有通知要上春晚，然後也沒有得到這個通知，慢慢地想到大概就是這麽回事兒了吧。
有很多朋友來安慰我，大家也都是因為喜歡你，就說怎麽會這樣。你要在調整自己的時候，還不得不拿出很多的精力去安撫別人。
那年春節是和爸媽一起過的，我們就全家一起在家里做年夜飯，看了春晚，然後休息，特別正常的一天。家里的氣氛沒有覺得有什麽不對，因為不做春晚的那種心理上的波動在春節之前就已經慢慢過去了。
很多人說我去美國讀書是自動的一個剎車，現在想來好像冥冥中自有安排。那個時候你已經在磨煉了，內心也在翻滾，也在煎熬，但是慢慢地，你能放下恐懼和擔憂。這個恐懼是什麽？說穿了，無非是你不能再站在中央的一種恐懼。你知道自己也許會走下坡路的恐懼，然後你強迫自己去做一種改變，去學習，去思考，去尋找新的方向，去為未來成為更好的自己做準備。
我現在還記得2005年是第一次主持春晚，那屆郎昆是總導演，他給我打了一個電話，就說咱們準備準備可以進組了，一定要保密啊，千萬不能告訴別人，就是父母也不能說啊。我憋了兩天以後，還是沒忍住給我媽打了一個電話，說你不能對外面說哦，現在還沒有公布。當時覺得非常幸福，似乎實現了自己的一個夢想。那個時候也是先聽到了很多傳聞，說你有可能上今年的春晚噢，心里開始暗暗地希望它的發生。到了2018年，也是聽到了傳聞，說可能不上今年的春晚了。多有意思啊，一切都仿佛是在輪回，發生著一些相似的場景，但是內容卻大不相同。
我真的用盡全力了，春晚沒有出現，心里一定會有波動的，但是我還是很慶幸我做了足夠多的努力，這些努力讓你在得到的時候，覺得很踏實，在失去的時候，也不會有太多的遺憾，因為我已經全力以赴了。
我爸爸是農村長大的孩子，老家條件也很苦，爺爺過世很早，奶奶又是農村婦女，家里特別貧窮。我父親骨子里就認為一定要勤奮，要刻苦才能改變命運，這是他的人生信條，這種人生觀深深地影響了我。他讓我從小要做家務，要讀書，要練習長跑，要鍛煉所有的獨立生活的能力。
這種嚴苛的教育可能曾經傷害過我，但是現在也覺得，任何事情都有它的兩面性。我現在自己有孩子了，我還是覺得對孩子嚴格一些更好，但是現在因為工作的緣故，很少能照顧到自己的孩子，更多的要交給我的父母來幫我照顧，隔代的教育就會寵溺很多，很多時候我覺得沒有原則，心里就會暗暗地糾結，我想有一天要把小朋友帶在我的身邊，我要好好地管教他。
這種教育的弊端就是讓你覺得不太自信，你必須要做得比別人好很多，你才有自信心。如果你跟別人差不多，你就覺得自己不如別人，經常會產生出一些不安全感。還有一個就是，你不喜歡依賴任何人，你只靠自己。所以為什麽我很多時候親力親為，是我不喜歡去埋怨別人做得不夠好，我只能自己去做。
我在工作當中是充滿防備的，充滿戰鬥性的。我以前累到一年做一百三十多場，累到摔到尾椎骨第四節骨裂，然後瘸著拐著撐下來，累到生理期紊亂，整個臉全都是痘痘，再累都沒有說。
確實一直很緊張，我也不知道怎麽松弛。可能跟我的成長環境有關系，我們這一代人成長於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，那是整個中國社會發生劇變的一個時代。就是你突然之間明白了，你可以有機會改變自己的命運，你可以比自己的父輩們過得更好。而你的確也抓住了一些機會，你會變得越來越緊張，你獲得的越多，你的負擔也越大。
在美國讀書的時候有一些朋友，他們說你可以松弛一些，我說你們美國人是富裕時間太久了，所以都比較懶散。他們的確很放松，一周五天的工作日過後，一定去休假，一定周末關機。我剛去的時候被他們逼瘋了，周末所有的房屋中介都關機，我說我要租房子，全部是留言，不會有人回復你，一定到禮拜一才回你。我想我們國內的中介是多麽勤奮啊，你發什麽他馬上給你找房源。
因為不想辜負這些來之不易的機會，所以我會那麽努力，不管交給我什麽，我都能夠百分之百地超出導演的想象去完成。我並沒有覺得有比別人更強的地方，但是你只要把這個事情交給我，我一定不會讓你失望的。
我們有撰稿人給主持人寫好臺本，那我一定不會完全只按照這個臺本說的，我會把只按照臺本說看成是我的一種失職。我的記憶力非常好，一個十頁紙的臺本，我大概兩個小時能夠全背下來，但是，你就敢上臺了嗎？那是多麽可笑的一件事情。
二十年前我敢，二十年前我更關註的是，我怎麽樣把我的頭發弄弄好，我要從哪兒借套更好看的衣服，我一定要比站在我邊上的人更白、更高、更瘦，那樣才好。但是後來，我不知道是從什麽時候開始的，有一天我就覺得，這樣對嗎？可能是到了中央臺以後，對，應該是到了中央臺以後。因為你發現你準備過的一些東西得到了認可，中央臺的確是個大平臺，你的一點點優點會被無限放大。
我是2002年到北京的，頭幾年也過著跟大家一樣的北漂生活，租房這些都不用再講。那時候我在西部頻道主持《魅力12》，那個頻道是新的，在華東地區不落地，我爸媽在上海根本看不到。那兩年覺得挺窩囊，就是你做得很辛苦，可是沒有人知道你在幹什麽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坐出租車，司機說：「你是那個《魅力12》的主持人嗎？那個節目挺好的。」後來做了一年多之後，有臺領導在會議上說，西部頻道《魅力12》那個節目做得不錯，那個主持人也不錯，然後3套才會關註到12套有這麽一個主持人。我才知道，其實你去做了，就會有人看到，得到鼓勵之後，我會花更多的時間去做，然後會形成一種工作理念。
現在的危機感可能來自對自己能有多少超越，跟自己之間的那種較量。
你有沒有註意到這一季的劄記，很多都是我特別喜歡的話。「生命的意義是如此厚重，無論我們怎樣全力以赴都不為過。因為我們生而為人，生而為眾生。」我是一個活得特別用力的人，用力不夠的話我自己會覺得不過癮，你會覺得日子似乎白過了，多可惜啊。

被光照亮的替補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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